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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在英国剑桥家中去世节能

2020-10-20 来源: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英语文学评论家弗兰克·克默德爵士(Frank Kermode),8月17日在英国剑桥家中去世,享年90岁。《伦敦书评》宣布了弗兰克·克默德去世的消息,克默德在《伦敦书评》的创刊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生前在那里发表超过200篇文章。弗兰克·克默德评论集《愉悦与变革》去年曾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一名备受尊敬的书评家

弗兰克·克默德的出版人艾伦·西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我们文学界最健谈的学者之一”,“他演讲中关于写作的智慧和学识,我永远铭记”。 西蒙说,在克默德眼里,文学评论就是“一次性的”,但“在我见过的文学家当中,大概要数他最能言善道。他不单是演讲好、专著好、书写得好,他只要谈到一个作家,就总能说出些简洁睿智的东西,叫你听了之后想把那作家的书再读一遍。他也知道自己有杰出的天赋,但言行还是相当谦虚。”弗兰克·克默德同时也是布克奖的评委之一。

在50多年里,克默德创作和编撰了超过50本书,他一生的工作都致力于在文学研究学术界与文学创作间架设沟通桥梁,并能为普通读者读懂。克默德的文学评论涉猎非常广,从《贝奥武夫》到菲利普·罗斯,从荷马到麦克尤恩,从圣经到唐·德里罗。而他本人的最爱是约翰·多恩、斯蒂文森和D. H.劳伦斯。在当代英语文学界,他的观点和评介举足轻重。已故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曾评价说,克默德的结论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另一位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则承认,尽管他不喜欢读书评,“但如果是克默德写的话,我会去读。”2008年,克默德为罗斯作品《愤怒》写了书评,“他(罗斯)是一位拥有娴熟写作技巧和勇气的作家。”英国作家大卫·洛奇称,克默德“是他那代人中最好的英语文学批评家”,这是不容怀疑的。

就算到了近90岁的高龄,克默德还在继续创作书评。今年5月,他发表了在《伦敦书评》上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对菲利普·普尔曼小说《好人耶稣和恶棍基督》的一篇书评。7月,他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勇气十足的新译圣经》,评介2009年秋出版的《复原版新约》。去年,弗兰克·克默德出版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对话集《关于E.M.福斯特》。E.M.福斯特去世的时候也是90岁,去世之前他担任剑桥大学克拉克讲席,在此期间他将讲座文稿合集成著名的《小说创作面面观》。巧合的是,80年后,克默德于2007年担任此重要讲席。

他改变了英语文学研究

弗兰克·克默德1919年11月29日出生于马恩岛道格拉斯镇,父亲为小店主。二战期间克默德曾在皇家海军服役,在冰岛附近海域巡逻。1946年,弗兰克·克默德复员后在英格兰北部的达拉谟大学教书,之后先后在伦敦学院、剑桥大学、哈佛这里不要浪费时间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55年出版的评论著作《浪漫图像》,标志着弗兰克·克默德正式步入学术圈。1960年代,他在英语文学界开始介绍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如罗兰·巴特和米歇尔·福柯,以及后弗洛伊德理论如雅克·拉康,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英语文学研究。尽管后来他离开了理论界,但他也曾表示从事理论研究并不是浪费时间,“做研究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不得不大量阅读其他东西,你可能对黑格尔并没有深入研究,但你必须知道点黑格尔,或者霍布斯、亚里士多德或者罗兰·巴特。我想,我们都是半吊子学者。”

1979年,在弗兰克·克默德的帮助下《伦敦书评》创刊,创刊之时英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在起初的半年里,《伦敦书评》一直是作为《纽约书评》内的插页随之发行,内容主要是传统的英语随笔和评论。在弗兰克·克默德长达 0年的撰稿生涯中,他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200多篇评论,他同时也是《纽约书评》主要撰稿人。从剑桥大学退休之后,克默德继续在各处讲学,特别是在美国做了大量讲座,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1991年,他被授予爵士脂肪含量超过肝重量(湿重)的5%(最高可达40%-50%)称号。2000年,他出版了学术畅销书《莎士比亚的语言》,如今该书成为大学英语教师必备参考书。

1995年,弗兰克·克默德出版了回忆录《无主题》,回忆录以莎士比亚晚年罗马历史悲剧《科利奥兰纳斯》开篇。他自己都说,学术界是唯一接纳他的地方,“我的诗没有太大价值,在大学谋生,除了成为评论家,没什么我可以做的。”去年他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一个人没有死掉,没有变成废物,这完全是侥幸。”

经典阅读的愉悦和变革

弗兰克·克默德著作在国内也曾出版多部,如《结尾的意义》、《劳伦斯》等,最近一本中文译作是他与其他几位文学评论家合著的《愉悦与变革》,去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愉悦与变革》是一部关于经典阅读的文论集。关于经典的讨论常会变成一场令人不快的学术混战,在书中,克默德对经典的详尽辩护旨在提醒为何文学和批评是生活的必备才能。[NextPage]

关于经典的问题,自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被学术界反复争论,争论常常被政治化讨论所左右。在关于是什么造就了文学作品经典的问题上,克默德没有致力于辩论经典的意识形态定义,相反,他改为向我们展示一套不同的术语:愉悦(pleasure)与变革(change)和机遇(chance),是他关于经典讨论经常出现的关键词。克默德曾写道:“即使是但丁、波堤切利、卡拉瓦乔,甚至巴赫和蒙特威尔第,也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淹没,直到人们的谈资发生了变化,他们才得以复活。一些人希望继续谈论关于他们的新东西,这样伟人就能在变革中幸存下去而不会因缺少变革而消失。在它变革的时候,作品仍能提供愉悦。”克默德指出T.S.艾略特对《复仇者的悲剧》的解读“是更现代的、更波德莱尔式的解读”。通过艾略特的个案,克默德再次凸显“愉悦”和“变革”构建经典时的辩证关系:“于是,经典发生变革,而变革既会给愉悦,也会给作为愉悦衍生物的沮丧带来新的给养”。

这样的观点,爱德华·萨义德相当不满,他曾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的最后一章,将克默德和哈罗德·布鲁姆,诺思洛普·弗莱一起称为宗教批评家,他们的共同点之一是在批评生涯某个阶段都转向了圣经批评,其批评意识中都存在着要将某种独特文学体验加以纯粹化,并使之植根于语言神圣玄妙的倾向。晚年的克默德确实一直致力于圣经研究,比如他上月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最后一篇书评就是关于圣经翻译。

(: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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